kk俱樂部性愛館

授的彭明敏（1923-），因發表「台灣自救運動宣言」kk俱樂部被捕。原判刑八年，於1965年11月特赦出獄，卻形同kk俱樂部軟禁在家，24小時遭情治單位監控。儘管國外大學或國際kk俱樂部會議發出邀請信與聘書，始終無法出境，調查局更當面威嚇kk俱樂部。既無工作、又無尊嚴，外國更謠傳他會再度被捕，百思kk俱樂部��同軟禁在家，24小時遭情治單位監控。儘管國外大學或國際會議發出邀請信與聘書，始終無法出境，調查局更當面威嚇。既無工作、又無尊嚴，外國更謠傳他會再度被捕，百思之後，決定冒險脫出台灣，尋求政治庇護。多年來，基於諸多考量，彭明敏逃亡過程始終如謎，直至四十年後，他終於決定親筆還原現場，由玉山社結集出版，今起兩日，本刊節錄精采片段刊出。為了守密，我採取所謂直線方式，每一個人只知道自己負責進行的部分，只有我一人，知道全盤計畫的詳細。既然要逃亡，要到哪裡去？怎樣去？首先要解決。其實這二個問題是連接不可分的，還有一個大問題就是如何守密？一個獨臂人，沒有任何證件，要偷渡到外國，必須要有不少陌生的第三人幫助才有可能。這些人哪裡去找？誰願意做這種事？在國民黨統治之下，不論國內或國際，他們的情報特務密布，無孔不入，如何保密是一個極大的難題。想像只有兩種人有可能做，一種是出於俠義心，一種是出於錢財欲望，但是國民黨常以鉅額報酬來收買情報，因為人性弱點，上述兩種人，也隨時有可能因國民黨超大報酬，出賣祕密。關於逃亡目的國家，初定以跟台灣沒有邦交的國家較好，因為如果到有邦交國家，立刻會發生「引渡」問題，引起複雜的外交糾紛，恐難安住下去。另一方面又考慮到，比較容易接受我的國家，必須是對政治犯較寬容的國家，例如法國、加拿大和瑞典等北歐國家（尤其加拿大和法國，我曾留學過，較有淵源），美國和日本都除外，因為兩國政府對我的案件並不同情，包括季辛吉，雖然過去他曾兩次邀我參加在哈佛以及在東京所舉辦的國際會議，我與他個人相當熟識，我的事情發生後，他也曾向國民黨當局關切過，但請他協助我出境的事，就很冷漠，原來他當時正在祕密策畫接近中國，而不願插手我的事。逃亡的工具只有船和飛機二選一。如果坐船只能到台灣鄰近的國家，如日本、菲律賓、印尼、新加坡等，中國完全除外。但是這些國家，都不適合做為目的國家，而且乘船偷渡，我曾託人探聽基隆、淡水、台中、安平、高雄、東港、恆春等港口情形，結果都是說，台灣所有港口，都被嚴密監視，船上人員出入港口，都受嚴格檢驗，故偷渡幾乎不可能。（依過去經驗，也可以想像到，船員遇到有偷渡人，必會去密報，以獲鉅額賞金）。所以乘船偷渡的可能性必須排除。但如果要到法國、加拿大或北歐國家等等，都必要經過幾個第三國，一個沒有任何證件的獨臂人，要輾轉數國到那邊去，其難度恐怕不輸於計畫在月球登陸。經過長期考慮和台北神學院教授Thornberry等人討論結果，最後選擇瑞典做為目的國。主要是因為該國的「國際特赦組織彭案小組」已經充分了解我的處境，與我已有連繫，在那邊得到政治庇護大概較無困難。所以還是計畫想辦法坐飛機，飛往瑞典。與外國的祕密通信既然決定要坐飛機，如何解決護照、檢疫黃皮書等國際旅行證件？我們首先將此計畫祕密告訴日本宗像隆幸先生，一再告訴他絕對要保密，同時要請「國際特赦組織彭案小組」詢問瑞典政府能否給予政治庇護。要進行此計畫就發現如何能夠與外國迅速祕密通信，是一個重要關鍵。在我被監視之下，所有郵件都要嚴格檢查，所以無法使用普通郵政管道。在七○年代初期，觀光事業根本未發達，出國的人稀少，也不頻繁，所以最初我們只有由Thornberry請傳教士們打聽哪一個人要出國，那個人是可靠的話，就把信件託他帶到國外投遞。對方要回信也無法直接寄到台灣，而要找可靠的人親自帶到台灣交給Thornberry等傳教士，再轉給我。例外的，有時對本國人也託他做此事（有一次託李敖的朋友帶一封信到國外，當然他們不知道信的內容，因為這件事，其後李敖吹噓他是幫助我逃亡的大恩人）。這樣的方法非常費時，時間也無法把握，可是計畫初期，還是不得不以此方法對外聯絡。以後得到傳教士們的幫助，在香港用別人的名義開一信箱，專供我用，一切外國來的信都先寄到香港信箱，而有教會有關人士定期一個月一次會到台灣，所以就請他把我的信帶進來。有這個安排，跟外國通信比較順暢了。以此方法，於1969年5月得到瑞典彭案小組回覆，瑞典政府同意給我政治庇護，同年7月，他們再次確認這個決定說，只要我抵達瑞典領土，不管有無必要證件，他們即可接納。據說瑞典當局已經通知瑞典各港口、機場，如果我到達，沒有任何證件也可以入境。為了通信守密，決定今後在通信上，將我稱為X氏，將可能來台的日人（看後述）稱為A氏，而在美國傳教士之間，稱我為Peter（我在外國留學時未曾取任何英文名）。變身的假設題既然是國際旅行，必須要一本護照。既然無法申請到台灣護照，只有想辦法用他國護照，這個護照怎麼拿到？假護照不考慮也不可能。所以就跟宗像先生商量要使用日本護照。我們與日本雙方都同意，請一日本旅客到台灣來，我利用該護照離開台灣，日本旅客再報遺失護照，由日本在台領事館發新護照回國，這個方法大家都同意。可是問題來了。出入境要檢查核對護照本人與照片，所以我出國時需與日本人的護照相片吻合。我們台灣這邊的提議是：我變裝後，把變裝照片寄給日本，在日本找一位與我照片相似的日人（必要時，他也加以變裝，使他與我相似），以我的照片申請護照來台。宗像認為，這方式理論上可以，但實際上不可能做到。要找一位面孔、身材跟我相似的人，幾乎不可能，或許可以找職業演員來變裝，裝得與我一模一樣，問題是哪裡找這種人？誰願意做這種事？那個人可靠嗎？就算付高額報酬請他，他拿到報酬後，可能以更高價格再賣給國民黨，所以這不可行。但我們還是堅持此法最理想。宗像卻提出了與我們相反的對案，即他要把一個日本人護照上的照片寄給我們，我要設法變裝得與那日本人照片一樣，持其護照出國。我們覺得在我目前的處境裡，要好好變裝是不可能的。如此，護照問題就陷於僵局了。我們還是堅持我們原初的方法，擬定初步工作計畫寄給宗像了：一、由此地拍攝X氏經過化妝的照片寄到東京。在日本尋覓體形酷似X氏（身高一七五公分、體重七十公斤）的日本人A氏，請此人盡可能喬裝成與照片相似的模樣。二、A氏使用由此地寄去的照片向日本政府申請護照，取得後再向東京的國府及加拿大、瑞典、美國等大使館申請觀光簽證。三、A氏於來台後將其護照交給X氏，X氏則持此護照前赴東京或瑞典。四、於X氏安全抵達目的地後，A氏向台灣的國府及日本大使館報告遺失護照，請求協助歸日事宜。五、國府經調查，如果發現有人持此護照非法出國，並且以此詰問A氏，A氏則堅決主張遺失護照確屬事實，並且聲明不為其後果負任何責任。六、國府及日本大使館因無任何對A氏的具體不利證據，因而只有將其送返日本。還有：（A）能否尋覓到擔任A氏角色的人？此一人物應當是願意為我們的工作犧牲奉獻的人，也可以是想獲得相當報酬的人。（B）以上計畫必須絕對保密。於今後的通信中，請以「X」代表本計畫。我們預知日本方面不會接納這個辦法的。正在苦惱時，Thornberry忽然想到有類似電影情節，且也在美國《新聞週刊》雜誌上看到，實際上也發生過的，東德人欲逃到西德時，曾把別人護照上的照片撕下，再換貼自己的照片上去，以此瞞過檢查人員過境。當時的護照是用相片貼上，再蓋騎縫鋼印在照片上，所以技術上，需要製作一個鋼印。我們將此方法告訴宗像，他初步反應是如何仿造鋼印？他毫無頭緒。不過以後因為沒有其他解決辦法，他只有接受我們的提議，決心投入學習仿造鋼印的艱苦工作。為了要仿造騎縫鋼印，宗像日以繼夜地四處打聽材料及技術方法，經過長期的試驗修改，漸漸有自信能夠做出幾可亂真的騎縫鋼印。宗像盡心努力的精神，使我們非常感動和感激。這個辛苦，他曾在其「回憶錄」裡有詳細的記述。初步計畫擬定後，宗像就在日本積極找尋適當的A氏，因為我一再強調守密的必要，他必須找可靠的人，這也令他絞盡腦汁地尋覓。這期間我也不斷以日文和英文寫文章，祕密帶出國外，在美國和日本發表有關台灣國民黨政府逮捕異議分子的打壓政策。忽然接到宗像密信說，終於找到一位適當的A氏，他叫阿部賢一，是宗像的高中同學，也是摯友，在南美洲工作過，年齡三十二歲，身高矮我五公分。其實年齡和身高較無關重要，宗像認為絕對可靠、有信用，據說他向阿部先生簡單說明此計畫時，阿部就一口答應了。如此這最大難題解決了。為此我寫了一封感謝信：「物色A一事承蒙諸多辛勞，不勝感激。A之可信度是非常重要的一環，萬一中途被背叛，定將招致致命性結果，所幸此人為仁兄舊友，對其性格極為洞悉，我絕對相信仁兄可信賴的判斷，我可以放心。身高較弟約矮五公分一節，相信無甚大礙……」計畫愈來愈具體化，執行的時間愈接近的時候，許多事情（例如：日本出發時間、A氏來台接觸方法等等），不能再用過去需要幾週的通信方法連絡，所以決定使用電報暗號來連絡。我們需要假定許多可能發生的情況，例如：一、如何通知A氏何日何時出發？二、A氏到台後如何見面？三、他除護照外，還需帶什麼其他證件？例如：檢疫黃皮書。四、他的機票買到台灣或香港或瑞典？五、他在台灣何時報失護照？六、我是預計A氏到的當天護照給我後，第二天出發，如果當天晚上A氏受臨檢，發現沒護照，我需立刻取消計畫，那時該如何聯絡？七、萬一通知A氏從日本啟程，臨時變更日程，該如何聯絡？八、A氏到台灣，萬一因飛機延誤或其他原因，無法依約見面，怎麼辦？許多可能情況都要詳細事先講好，所以我寫了幾封信給宗像，一而再地說明所有可能發生的意外情況。鬍子繁茂成掩身的密林我建議逃亡以冬天為佳，因為冬天可以穿大衣，比較容易變裝。我的左手義肢平常都是插放在口袋，已成為我的標誌，計畫變裝出國時，我們決定逆向操作，將義肢取出，以三角巾環背著，做骨折受傷狀，反而不會被認出。我曾前往中山北路的一間位在二樓的美容院兼賣假髮的，購買假髮，他們不認識我，我告訴他們是要演戲用的。我也開始準備留鬍子，並小心計算要長好一定長度的鬍子所需時間，試過後知道約需一個多月。同時也要讓監視人員習慣長時日沒看到我，使他們覺得我愈來愈少出門，所以就最後一次以沒鬍子的樣子外出，給他們看我還在家裡，之後一個多月就無法再出門了（除了深夜祕密外出）。我們決定，我需於離台二天前離開家，在台灣的最後一晚，在美籍傳教士台北市內的家中過夜。既然已決定1月3日晚上班機飛離台灣，所以需於1月2日離開家。 1970年1月1日，就是我在家的最後一晚，我努力不要太感傷，可是傍晚五點以後，情緒就開始起伏，到了晚上十一點三十分左右，我坐在客廳沙發上，兩個孩子將就寢前，我叫他們來量一量他們的身高，結果：彭旼一六五公分、彭曄一五二公分，十一點四十分他們就去睡覺了。 1月2日，我清晨五點三十分起床，外面正下著大雨，六點左右雨停了。我穿上鞋子，又再脫下，到衣櫃取出手帕，彭旼醒來，從蚊帳內問：「爸爸，你要出去嗎？」我說：「是」，他再問：「什麼時候回來？」聽到後我語塞，差一點流淚，哽咽地勉強小聲說：「幾天以後了，你好好睡覺吧。」他非常敏感，隨時感覺有異樣的事將要發生。我六點二十分從家裡出來，沒有雨了，在和平東路叫了一部計程車，在信義路和連雲街口的中式早餐店吃甜餅，吃�= ��以後，在信義路口買一份報紙，再叫計程車到傳教士家，他請我喝一杯咖啡，他太太幫忙裝行李。傳教士們合買了一件羊毛外套為我送行，也送我一個用過的行李箱（他們認為全新的容易引起注意）。忽然想到要再看一次孩子們一面，透過二哥傳話，約於晚上八點三十分在市立女中附近見面。下午準備按照事先的祕密安排，到日本航空公司前與阿部賢一先生見面，取得相關文件，因為美國副總統安格紐來訪，許多人在街上排隊歡迎。三點按時見到阿部先生，一起到亞士都飯店二樓喝啤酒。一切似乎都按計畫進行中。到五點三十分帶阿部先生搭計程車逛市區，請他在東方出版社對面餐館吃晚飯。然後回到傳教士家，Thornberry夫婦也到了。晚上八點三十分到市立女中，太太和兩個小孩都在那裡，他們似乎知道我要遠行，我在那裡，心裡暗做與他們最後的告別。離開時看到彭曄流著眼淚。一句法國諺語講得真對：partir, c st mourir un peu（to leave is to die a little：離走，就好像要死了一點似地）。等待，開始化妝 1月3日早上十點，打電話給阿部先生，約在中午十二點至下午一點三十分之間在哈林餐館吃中飯，二點再回到傳教士家，他們正在換貼護照上的照片，順利完成。開始晚餐，這算是我在台灣最後的晚餐，中途百感交集，禁不住激動流淚，不得不起座，跑到另一個房間。我們預定晚上九點三十五分離開傳教士的家，飯後約有一、二個鐘頭，為打發時間，Thornberry教我們玩簡單的撲克牌遊戲Oh Hell。傳教士的太太開始幫我化妝，她開玩笑說：「沒想到做為傳教士的太太，任務還包括幫人變裝逃亡。」驚險登機，飛機竟折返…… 晚上九點三十分出門在新生南路叫計程車，搭到松山機場時，那位要隨行見證的傳教士和另一對美籍傳教士夫妻（將到送行區目送我搭機者），也抵機場，可是我要假裝不認識他們，我們前後辦理報到手續，以後在二樓候機室等候約十幾分鐘，廣播開始登機，我就第一個趨前登機，順利過關，行李也沒有檢查，看來一切順利，所以安心地鬆了一口氣。正要上登機梯，突然被一位機場人員攔住，要我再回到登機口，我大為驚愕，以為完了，被發現了，那對在觀望台的傳教士夫婦，看到我被叫回來，也大起恐慌。原來是，我的機票沒蓋行李檢驗章，補蓋後再行登機。進入機艙，坐上位子，繫好安全帶，我知道那位要隨行見證的傳教士也同在機上，但我非常緊張，不敢抬頭張望究竟他坐在哪裡。不久機艙門關了，飛機開始滑行，尚未起飛前，飛機竟然又折回頭了。我又再次驚愕，心想這下真的完了，大為緊張。飛機停了幾分鐘，廣播響起說機械有問題須檢修，約三十分鐘後，檢查好了，飛機滑行後向天際飛去。送行的傳教士夫妻事後對友人說，他們在機場為我送行，差一點被嚇死了兩次。我本人更是如此。 Thornberry夫婦獲悉我已安全離境以後，即日深夜到我兄住家，敲門叫醒我嫂，急告以我已經離開台灣，並將我的遺囑和衣服帽子等交給她，翌日早晨她即將其帶到我家，我兄也即乘火車專程將我遺囑帶到高雄給母親看。全家族的極大驚愕和複雜心情，恐怕無法描寫的。我於1月4日凌晨零點二十分抵達香港機場。在香港的一夜已經事先聯絡好的美籍傳教士在香港機場接我。看來他好像和我一樣緊張，帶我到一間小汽車旅館後，打電話給太太，告訴她一切順利，也告訴她我很好。後來他寫信給朋友，描寫當時的情況：「我一直猜想，到底他會裝扮成什麼樣子？旅客一個接一個下機，他跟在見證傳教士後面出來了，是一個笨拙的披頭派傢伙，我的天啊！我在旅館訂了間雙人房，因為時間很晚了，而明天早晨要出發，所以我想在旅館過夜是一個好主意，這樣也比較不會被認出。我們這個地區，每一個人立場如何，都很難捉摸的，我們就是不願意被那些『親愛的』特務們認出來。他那麼興奮，根本沒有想要睡覺，對於成功脫出台灣，好像還無法置信似地。我們一直談到三點半，我說我需要至少睡一小時，我請旅館早上五點半叫我，那混頭的櫃檯人員竟於四點三十分叫醒我們，所以我等於沒有睡一樣。他於五點半起來，開始梳理化妝的亂髮，又調整拳擊似的手套，這真是可愛的景象，在看到他把粗重的裝束，一層層地剝下，這真是一個天下奇觀。當他終於恢復人樣時，就可以看到這幾個月來，他煩惱勞心的結果，他確實憔瘦多了。可是，他的精神和閃亮的眼神，一點兒都沒有變。我們叫了一部計程車，六點抵達機場。過去幾天，我一直在分析研究所有可能發生的情況，而每一個情況都有其潛在的危險性。他同意我所做的行程，認為在曼谷轉機等幾個小時沒關係，總比在香港等候安全些。但願我們的決定是正確的。他因為太緊張，沒有跟我打招呼說再見，就開始要走下樓梯去登機，但忽然自己察覺到，轉過身來說再見和謝謝，我衷心感動。回想我們坐在旅館床上聊天時，我告訴他：『想到世界上還有人那麼關心某一些人的人權、尊嚴、自由和自我表達，而且還有人願意熱心幫助他，這不是太美妙了嗎？』他想了一會兒後說：『那就是這整個事情，使人多麼謙恭的地方。』我回到觀望台注視著。上午七點十分他的飛機起飛了，這是我們所喜愛的人，新希望的開始，新日子的開始。」 Success!!成功了！在香港出境過關時，其海關人員竟還記得我於前夜才抵達香港的（大概是因為我的外形特異），似有一點疑惑，半開玩笑地說：「你不是昨晚才到的嗎？怎麼那麼快就要離開，香港不好玩嗎？」，我支吾其詞，勉強笑一笑，安全過關了。那位在香港的傳教士看我離開香港後，即打電話給台灣的Thornberry，以英語暗號告訴他「瑪莉安產雙胞胎，大歡喜」！（意即我和見證人兩人都安全成行了）。香港和泰國都在國民黨情報組織網裡面，所以我還是不能掉以輕心。我搭國泰航空班機離開香港，八點半抵達曼谷機場，換搭北歐航空十點半班機飛往哥本哈根。因為曼谷氣溫悶熱，我穿大衣、戴假髮，滿身大汗，當飛機飛越阿富汗上空時，從機上看地面風景是多麼美麗，感覺到我是一個自由人了，能夠回復到為人的尊嚴，開始感覺輕鬆又興奮，在機上叫了啤酒，自己慶祝。下午四點半飛機在蘇聯Tashkent降落加油。機場人員制服完全和電影及相片所看到的一樣，機上旅客把護照給他們扣留後，下機休息。機場建築好像法院似地，我們在二樓休息，販賣部的東西，質劣價格又貴，女店員既老又醜又不親切，我買了兩個靠墊套，美元三塊半。對蘇聯印象並不好。之後在機上稍睡片刻，下午六點四十分抵達哥本哈根。哥本哈根機場很漂亮而乾淨。立刻打電報給日本宗像和香港的傳教士，報告「成功」了，也寫明信片給一些朋友，亦隨即打電話給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特赦組織彭案小組」負責人Karin Gawell，告訴她我已經到哥本哈根了，她聽到我的聲音，大喜又大叫：「It is not true!!」（不會是真的吧！！），飛機延遲三十分鐘，晚上十點三十五分才出發。我在飛往斯德哥爾摩的機上，將全部變裝裝束脫掉，空服人員看到都驚倒了。零點抵達斯德哥爾摩機場。為了避免觸犯「偽造證件」罪，我不使用日本護照，我等其他旅客全部通關後，才到入境海關告訴他們：「我沒有證件。」立刻有一位年輕官員，引我到他的辦公室談話，約十分鐘就過關了。在機場Karin等「彭案小組」七、八人來接我，帶了雪衣、雪靴、毛帽、圍巾等一大堆保暖物品，他們大概以為我從亞熱帶來，一定僅穿著一件薄薄的南方衣來的。我們走出機場停車場，想打開汽車門時，發現因為太冰冷，鑰匙孔結冰插不進去，花了些時間，才勉強打開車門發動。他們安排我住在一位瑞典政府中級公務員Lunden家，他太太是英國籍。到了他家，他們給我一小房間，床旁小桌上的小花瓶插著一枝玫瑰花，下面有一張小卡片寫著：「Welcome to Sweden」（歡迎來到瑞典）。我吃了兩顆安眠藥，五年多從來沒有那麼熟睡過。 1月5日早上九點三十分醒來，下午一點由Karin等三位人員陪伴再到機場，正式辦理申請政治庇護，在那裡被詢問近三小時，非常客氣親切，與入境管理人員談話後，在機場餐廳喝了一碗湯，再回家吃晚飯。晚上和他們聊天至半夜才上床。另一齣悲喜劇的發生另一齣悲喜劇則在台灣發生。我於1月2日離家，但負責監視我家的特務們，毫不知情，其後一段時間，他們仍繼續向上面報告，我「在台灣」的行蹤，例如，某日某時到了某處，也到了某餐館吃飯，所以他們也需到該餐館，點菜吃飯，以便監視及監聽等等。這些報告當然是假的，不是事實，只是為了報銷而中飽私囊而已。事後被發現，從高層到基層，都受到嚴厲處分。這證明我們的計畫和守密完全成功。我到瑞典後一直憂心阿部先生在台灣的安全，他一定已經知道我已於1月3日安全離開台灣，依照事先計畫，他應該於1月6日報警遺失護照，日本使館領到新護照，立��= �返回日本才對。可是我在瑞典一直都沒有他的消息，使我很擔心他是不是在台灣出事了？等到1月18日才接到暗號電報「Congratulation」（恭喜），意思就是他安返日本，我才鬆了一口氣。原來他在我離開台灣後，輕鬆了，就跑到菲律賓悠哉度假幾天再回日本。我抵達瑞典後即向其移民局申請在台家族移住瑞典，不久入國許可證也發出來了。故一方面在台家人向當局申請出國，另一方面我也向國際紅十字會等人道慈善團體求援，使能與家人團聚，也有美國學者友人當面向蔣經國請求放人，所得到的答覆是：「依法辦理」，陶百川先生也說話了，但二十年間，台灣當局還是繼續監視家人，不准出國。永遠無法與台灣切割下一個問題就是要決定何時和如何發表我安全逃離台灣的消息。我與瑞典官方及其他方面商量，他們則希望這個發表要盡量簡短、不要太政治化（例如激烈攻擊台灣國民黨政策等）。最後決定於2月1日官方發表：「彭明敏已經離開台灣，安全抵達外國」。簡單新聞稿，我可在其他場合再向媒體詳細評論台灣的政情。可是，此消息已流傳，立刻轟動世界各地，1月24日斯德哥爾摩最大報發出號外，並在頭版引用我的談話「反攻大陸是不可能的」做為大標題，內容不但報導我得到瑞典政府的政治庇護，同時詳細說明台灣的政情。斯德哥爾摩的最大電視台也派專車來接我到攝影棚做專訪。其他報紙也繼續發表這項報導。2月1日《新聞週刊》（Newsweek）特派倫敦特派員專程飛來Bernhard教授家做專訪，在該週刊以全頁加上照片予以報導。瑞典電視台於2月2日報導國民黨政府已對我發出通緝令。其後瑞典幾所大學都邀請我去演講。過去五年多在監獄和在家受監視的生活，此期間所累積的緊張、憤怒、憂悶、黯淡、煩惱、苦痛、失望、絕望、悲觀、怨恨、期待、焦慮、掙扎、挫折、失眠等等，加上緊張而長途的變裝旅行難免的極度身心疲勞，在此時全部發酵，使我感覺非常疲累沮喪，夜夜失眠。夜深人靜時，回想過去、想到現在，百感交集，展望未來，前途茫茫，只知這是我在國外流亡生活的開始，感覺它充滿未知、不定、不穩、不安，一切無法預測，僅有一件事是確定的：雖身在外國，我跟台灣的政治將永遠無法割斷的。 ●